第十一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提要（2015.06.30）
1. 嚴家建：漢簡《老子》的版本特徵及其價值
（馬來西亞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北京大學於2011年從海外回收了一批三千多枚西漢時期的竹簡，其中兩百餘枚的內容為《老子》，整理者稱之為“西漢竹書《老子》”，簡稱“漢簡《老子》”。若與帛書本《老子》相比較，可以發現漢簡《老子》一些版本上的特徵，比如篇章完整、分章明確、錯字少見等。本文擬通過現存《老子》的數個版本對漢簡《老子》進行考察，舉出其版本特徵，並申論此版本在思想哲理上的價值。
2. 余宗發：《中庸》之解讀兼論《中庸》思想對《呂氏春秋》之影響
（馬來西亞 台灣銘傳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本文的題目既為“《中庸》之解讀兼論《中庸》思想對《呂氏春秋》之影響”，顧名思義，乃探討《中庸》之思想內容對《呂氏春秋》之影響。自漢朝以降，一般學者均將《呂氏春秋》一書視為“雜家”之作，且貶多於褒。本文則認為《呂氏春秋》兼容並蓄；諸子思想並取，不偏取一家之說之思想內容，即《中庸》思想之具體發揮。本文共分為：一、《中庸》之釋名，二、《中庸》之存養，三、《中庸》之實踐，四、《中庸》思想對《呂氏春秋》思想之影響（1、《呂氏春秋》思想的詮釋，2、《中庸》思想傳人游秦之可能性，3、《呂氏春秋》與《中庸》思想契合之處），五、結語。各章節之名目，即本文論述重點之所在。而《中庸》思想即《呂氏春秋》思想之所本，則為本文之論點所在。
3. 陳金輝：玄義佛教——智顗法華經詮釋之本跡思想
（馬來西亞 檳城人文書院）
印度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土，佛教經論的翻譯與詮釋工作成為傳播佛教義理的先決條件。早期中國佛教學者試圖使用中國哲學概念，以詮釋佛教經論義理，因而產生“格義”現象。隨魏晉玄學思潮之興起，對佛教經典詮釋產生一定的影響。特別是由東晉至南北朝時期，玄學概念及思維方法已廣泛地被應用於佛經詮釋當中。玄學概念如有無、本跡、本末、一多、言意等既被賦予佛教的內涵，復成為疏解佛教義理的核心概念，由此而形成“玄義佛教”。在此時期的佛教文獻中，不難發現玄學概念及思維方法的蹤跡。智顗是中國《法華經》詮釋的名家。其《法華玄義》、《法華文句》皆是詮釋《法華經》的重要論著。在《法華玄義》中，智顗使用了“五重玄義”作為詮釋法華經題的重要方法；而於《法華文句》中，則使用“四意消文”作為法華義理的詮釋原則。無論是“五重玄義”或是“四意消文”，其中均以“本跡”作為法華義理詮釋之核心概念。由此可知，智顗的經典詮釋深受魏晉玄學的思維方法所影響。本文主要探討智顗《法華經》詮釋中的本跡思想。藉由智顗的《法華經》科判、蓮花譬喻、本跡六義、本跡權實、本跡之妙、本跡力用等方面，全面探討“本跡”概念在智顗《法華經》詮釋之重要意義。
4. 傅剛：論賦的起源與賦文體的成立
（中國 北京大學中文系）
賦的起源和文體的形成，有源於楚辭、源於六詩、源於縱橫家文、源於諸子等各種不同說法，學術界根據漢代辭賦作品的不同體制，區分為騷體賦、大賦、小賦等類別，又據時代先後，以騷體賦最早產生，漸漸影響到大賦的產生。在這個基礎上研究賦的起源，其實混淆了賦文體產生的歷史時段，因而對漢代辭賦出現的不同面貌，不能提供合理的歷史依據，故解釋也就往往糾纏在一起，難以說明賦文體發展的歷史途徑。本文經過對歷史材料的梳理，認為在賦文體建立的過程中，楚辭的影響其實很晚，最少到漢武帝時才由南方傳到北方，經過由南入北的辭賦家如枚乘等人的努力，以楚辭體與北方流傳的以鋪敘風物為特征的雜賦結合起來，遂在枚乘、司馬相如等人手中建立起一種新型文體——大賦。
5. 綠川英樹：唐宋詠雨詩的譜系——以“雨中花”之形象為中心
（日本 京都大學文學部）
中國古典文學裡，直接以雨作為主題的詩歌始現於魏晉時期。基本上其內容和農作或物候息息相關，且分成哀嘆連日大雨以致農作欠收的“苦雨詩”，和歡欣天降甘霖使農作物得以生長的“喜雨詩”兩大類型。自南朝梁起，雨的形象描寫愈顯細緻，而歌詠因雨而興起的思念之情或其他情趣的詩作也漸漸增加。特別到了唐代杜甫，詠雨詩的作品數量不但大幅增多，於表現手法上也呈現豐富多樣的面貌。本文欲從各式各樣詠雨詩中，以“雨中花”（即是因雨之潤澤而顯艷麗的花，或經雨摧殘後的花）的形象為主要討論對象，追溯自杜甫、白居易到南宋陳與義詠雨詩之譜系建構，配合各詩人特徵來加以考察唐宋間審美意識之變遷。
6. 鄭詩儐：《清史稿藝文誌補編》子部文言小說著錄來源考
（新紀元學院 中國語言文學系）
關於武作成的《清史稿藝文誌補編》的研究，少之又少，論文的出版與發表，也還停留在訂誤方面的工作。本文在使用《補編》及清代、近代公私藏書目錄的過程中，發現《補編》的兩大著錄來源，相信是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組織中國學者撰寫的稿本《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近人孫殿起的《販書偶記》。本文的推論，建基於成書於近人武作成於20世紀50年代撰成的《補編》以前的公私藏書目錄，務求客觀、全面。
7. 陳明彪：論《左傳》中的鬼
（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中文系）
《左傳》既是一部經學著作，也是史學名著。閱讀《左傳》，我們發現它忠實紀錄與保存了許多春秋時期人民生活的材料，例如關於鬼的材料就是其中之一。《左傳》中對於鬼的敘述是多面向的，表現出當時人們諸多不同的觀念。首先它紀錄了鬼之由來，探討了魂、魄的觀念，亦即人死而為鬼，鬼之形成和魂、魄有關；鬼只享用其子孫所供奉的祭品，其他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所供奉的祭品則不享用；鬼具有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之特性；鬼之所親，不在於血緣關係，也不在於祭品之豐厚，而在於某人之高尚德行上，所謂“惟德是依”。總之，通過《左傳》中的鬼的相關紀述，我們發現它內涵豐富，交織了迷信和人文的色彩。
8. 大平幸代：張華其“博物”故事之背景——兼論六朝志怪書與地理書之關係
（日本 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
欲了解晉朝的人物事蹟，我們只能參照唐人編修的《晉書》。眾所周知，唐朝文史學者編修的《晉書》，除了納入唐以前諸家編輯的《晉書》、《晉紀》外，尚有言及《世說新語》《幽明錄》等小說。換言之，我們現在對於晉朝人物形象的認識，是從六朝人所編纂的書冊中被形塑出來的，至初唐時，可謂是對此形象刻畫集其大成的時期。 本文所要探討的並非張華的生平事蹟，而是張華形象的變遷及其原因。他何以成為眾人眼中超乎常人的博學之士呢？透過對該過程的分析，來釐清六朝時期人物故事形成的政治學術背景，進而了解六朝區域文化的蓬勃發展下對志怪小說的影響。
9. 羅志強：食物奇思狂想——論《西遊記》人間煙火與饑餓論
（馬來西亞 台灣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本文企圖探討《西遊記》飲食裡頭隱藏著的符碼，藉由飲食的爬梳整理，引用旨趣，建構其人間煙火及饑餓論。《西遊記》全書雖是敘寫神佛妖魔，但還是人世間的曲折轉移，寄寓著人情世故，裡頭的神仙食物其實都是明代的既是飲食生活及習俗，也呈現了明代的飲食知識。食物是小說中一個突出的主題，整本書就是因饑餓引發的遭難故事、媒介。
10. 杜曉勤教授： 從“盛唐之音”到盛世悲鳴——開天詩壇風貌的另一考察維度
（中國 北京大學中文系）
很久以來，人們習慣用“盛唐之音”或“盛唐氣象”來說明盛唐詩歌的藝術風貌，認為盛唐詩人大多在作品中表現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調和雄渾壯大的氣勢力量。但這些形象化的表述，只是對盛唐時期詩人精神風貌和文化心理的共時的靜態的描述，難以揭示出盛唐詩壇風貌的複雜性和歷時性變化。如果我們對開元天寶年間的詩歌作更為細緻深入的考察，就會發現在所謂的“盛唐之音”或“盛唐氣象”之下，還湧動著一股越來越強烈的盛世悲鳴的創作潮流。這一創作潮流的產生和興起，反映了盛唐士子為實現“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從追求到失落的心路歷程。而盛唐士子之所以理想落空、壯志冥寞，既有開元後期和天寶年間政治文化政策已經有所變化的現實因素，也因他們自身具有普遍性的人格和才能缺陷，更反映了盛唐文士“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與封建君主集權體制之間不可調和的文化矛盾。
11. 郭思韻：《圖讖》中《河》《洛》的本色性內容與“經讖”的取資發揮
（馬來西亞 新紀元學院中文系）
《圖讖》中總體上較早出的《河》《洛》諸篇與相對晚出的“經讖”諸作，其思想體系固然大抵相通，但在具體內容事例中卻不乏見有流別的壁壘存在。從存世讖緯佚文來看，前者對後者的影響，從性質上大致可視作兩類，即本色性以及舊因式現實性的取資。真正屬於兩漢之交新出《河》《洛》所致力的本色性造作與開發，應推以五德籙運為中心的帝王禎命體系；而古史地理、天文災異相關內容之于兩漢之交的新出《河》《洛》，則更多是基於名實關聯、傳說舊聞、學術源流等既定的歷史淵源，以及時世的普遍思潮所導致的一種移植、嫁接、援用。本色性內容體系方面，比起純粹的因襲，“經讖”對《河》《洛》在取資之餘更多是一種推展性的發揮。“經讖”不僅襲用了《河》《洛》的帝德更王與興符亡征體系以及與之相關的歷史，更在帝王感生、聖人異表、《圖》《書》授受等方面有著更進一步的貫徹與造說。至於並非獨家來源者如天文、災異、古史、地理、律曆、方仙等內容，則因“經讖”以《河》《洛》為宗的自我定位，以及河洛在當時所享的“天文”令名，故優先于其他文獻為其汲取之首選。
12. 余曆雄：讀《陸質傳》——兩《唐書》春秋學評價之考辨
（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中文系）
紀昀《四庫總目》概括中國經學發展為六變，其二乃自魏晉訖至北宋初年，所列後期儒者啖助、趙匡、孫復、劉敞，即為中唐以來春秋學之代表人物。啖助、趙匡、陸質所倡“新春秋學”為中唐經學新變之重要標誌，其於德、順、憲三朝之政治格局與思維革新，關係密切，其中陸質與“順宗新政”諸人交遊至深，彼等奉為精神導師，影響深遠。爾後新政失敗，諸人遭受嚴苛之責難與詆毀，貶逐遠竄，百般不得辯解。然其“新春秋學”思想不絕如縷，宋初承平，奉行者眾，繼而蔚為大觀，惟當朝儒者與後世史家之品評褒貶，異同互映，毀譽相間，值得予以重新思考。本文試以兩《唐書·陸質傳》與相關紀傳之撰述與評價為核心，探討史臣對於新學思想之理解與詮釋，辨析人物立傳之政治取向與考量準繩，觀照史料淵源與纂修取捨，由線而面，企以釐清史學評價視野下“新春秋學”之發展脈絡。
13. 江寶釵：從李德和研究看台灣古典詩研究跨世紀後的積累與變遷
（台灣 中正大學中文系）
台灣漢詩史長達三百年的傳承，由於所使用的創作語言的隔閡，長久處於邊陲之地位，研究者幾稀。其中的女性文人或漢詩，更是處於雙重邊陲。為了翻轉此一核心與邊陲的關係，彌補斷層，過去筆者於李德和作品的蒐輯、整理多所著墨，也已經典化。期間的研究，筆者與其他研究者，都曾經有過中、英文投入的論述，但仍留下諸多可以去建立體系理解的空間。拜地利之便，筆者的地方研究無時或息，關於李德和的新的文獻蒐輯與田野調查，另有累積；再加上既有的研究成果，以及筆者自身論述經驗的成長，使得更具脈絡性的研究成為可能。本文藉著李德和作品集出版、研究展（2000）後十五年的重返，再一次聚焦李德和，以李德和研究的沿襲、開拓與創新，將她的生活周邊納入研究，從物質、讌集與旅遊探討其安身立命、寫作修辭的形式，拼貼出一個“概圖”，更嘗試以琳瑯山閣為中心，研究其周遭或其人觀視中的文化地景，將文本、意象/影像、地圖結合在一起，穿越在政治輾轉、現代化進程裡被摧毀的、僅留下蛛絲馬跡的各種文化地景，“重建那些從地表消失，卻依舊沉澱在某一深處的地景回憶”指出近年來台灣古典詩研究的各種向度。
14. 林 立：刼灰與蘭花：新加坡日佔時期的兩部舊體詩集
（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日佔時期，新加坡人民過著水深火熱、慘無人道的生活。這段痛苦的經歷，在不少史籍和回憶錄中都有所記載。筆者近來發現了三套與日治時期有關的舊體詩集。其中謝松山的《血海》，以紀事詩的形式，追述了日軍檢證大屠殺的罪行和淪陷時期暗無天日的社會狀況。《刼灰集》收錄了李西浪寫於日治時期的詩作。較之《血海》，該集叙事的成份減少，而多了個人對於這場浩刼的感懷。鄭光漢、李西浪等所著的《蘭花集》，則是亂世中的文人唱和，它以鄭思肖等南宋遺民為榜樣，透過詠蘭，表達了作者的民族氣節和對光復的冀望，以及抑塞無聊、借酒澆愁的情態。本文以《刼灰集》和《蘭花集》為研究對象，探討日治時期新加坡文人的遭際和心境，遺民意識的重塑等，並通過與《血海》的對比，剖析叙事與抒情、群體唱和與個人表述之間的關係。回想當年各人困守危城，境遇之淒苦，實有過於八國聯軍入京時的王鵬運、朱祖謀等。而王、朱因目睹時艱，寫就《庚子秋詞》，鄭光漢、李西浪等的酬唱，亦可後先輝映，誠為近百年來海內外華族飽受列強欺凌的文學實錄，具有尚當顯著的時代意義。
15. 辛金順：南洋作為一種想像的方式－－論馬華古典詩（1957-）的在地抒情
（馬來西亞 自由學人）
馬華古典詩是中國古典詩的一個延伸，從早期屬於中國外交、考察，及至十九世紀末的官巡、士族流寓和政治流亡裡的“文學情感”與“中國經驗”產物。他們在身體流動過程中進入南洋此一“異質空間”所生產的詩作，往往與在地景物組構成了一種存在的詩學。易言之，處於地理時空的轉移裡，他們詩作中的“南洋”意象，純只是“中國經驗”下的情感投射，並不具有實質的“在地內涵”。因此，符號化的“南洋”，在而“不在”的，成了空洞的能指。即使二十世紀初南來的文人，在他們的創作思維中，仍固定於傳統中國的詩學模式，或意識形態的展現，詩中的生命情境，脫離了在地現實的生活和文化歷史。故憂鬱熱帶，草木有情，江山共悲，被置換成對原鄉的一種瞻望。“南洋”，在“中國經驗”的收編下，仍然揮不去華夏中心主義的幢幢魅影，成了幽靈化的修辭設置。而僑民、僑居地的詩人“南洋想像”，無疑又陷落於一種詩學技術的情感生產中，指向了“在地”意義的空無。然而，當馬來(西)亞成了有國號，馬華古典詩人成了有國籍的國民，他們詩中除了大量複製北風金露、春華秋月、瑞雪紛飛的情景之外，是否存有對“在地”敞開的生命之思？其之“在地”經驗和意識如何在詩中展現？“南洋”作為古典詩中的一種想像方式，又與南來的前輩有何不同?這正是本論文主要探索的核心問題。
16. 莫順生：馬來西亞詩社於漢學研究之角色與定位
（馬來西亞 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
漢學研究一般上是研究中華文化、歷史、語言、文學等方面的學問，其中一項便是古典詩歌方面的研究。馬來西亞詩社于漢學研究所扮演之角色與定位是肯定的，特別是四年前由怡保山城詩社帶動轉型承傳發揚近體詩鑒賞與創作，出版《山城吟集》革新號，把古典詩歌提升至漢學研究風氣；先是拉曼大學把詩社詩人的古典詩歌作品選為碩士生的研究論文。其電子圖書館亦簽約收藏每期出版《山城吟集》、《山城詩社詩人專輯》及社員之有關詩詞著作。南方大學亦徵集詩社所出版的集作，作為古典詩歌之研究。大馬詩總已指示屬下的其餘八所詩社，依照《山城詩社詩人專輯》模式出版各自詩社的社員專輯，以便詩總編撰一部《大馬古典詩歌大系》以提升至漢學研究之範圍。本論文注重培養年輕一代對古典詩歌于漢學研究的興趣，首要之條件必須先讓他們瞭解古典詩歌之平仄格律及鑒賞與創作之價值。大馬詩社可在這方面協助有興趣研究大馬古典詩歌的青年主持工作坊，提升他們研究之素質，特別是新韻與舊韻所產生之混淆問題。
17. 王德龍：書院精神與馬來西亞華文教育
（馬來西亞 吉隆坡敬學書院）
書院為傳統教育之最高學府，因之中華文化之精義與精神，亦經由書院而保存、豐富、傳衍。作為官方與民間的橋梁，書院培養的大量儒者，出則治國平天下，歸則教育一方，並著書立説，端正社會風氣。鋻此，本文將從治學精神、辦學精神、學術精神與開物成務之精神四個方面，論述傳統書院對後世的意義與價值。另一方面，從華文教育的角度言之，我國華人大量南來，並扎根南洋沃壤，其歷史僅百餘年。加之華人先民多下層民衆，因此縱使毀家興學者代不乏人，然畢竟文化涵養貧瘠，故於傳承、弘揚文化方面常見無力感。時至今日，商業大潮洶湧，政策的多方刁難與偏頗，全球性消費風氣的污染，華教前景益發艱難，偏離文化正軌乃普遍現象。因此，參究古代儒者學人創立書院的辦學精神、模式、原則及方式，對我國華教之擺正路向，回歸文化母體，讓民衆自小便擁有相對完善的學習自身文化的空間，並真正符合林公連玉先生所謂的“成爲馬來西亞國的國民，是以盡義務、效忠诚為條件，不是以棄母語、毀文化為條件”、“我們的文化，就是我們民族的靈魂，我們的教育機關，就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堡壘”之論，傳統的書院精神更顯其意義之重大。
18. 陳慧萍：洪天賜教授漢學研究述論
（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新聞系）
漢學人物研究乃馬來西亞漢學研究課題中的重要一環。就其世代而言，早年曾於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執教的學人，如鄭德坤、錢穆、陳鐵凡、王叔岷、何丙郁等，可為漢學開山第一代；第二代傳人有洪天賜、鄭良樹、鄭成海、林水檺、余宗發等，至今六七字輩（一九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研究者，則可算作第三代傳人。就其人物而言，第二代傳人皆為“馬來西亞籍”學者，本土新花，乃目前馬來西亞漢學界的中流砥柱，著作成果豐碩，更因馬大中文系乃建國以來首四十年中的唯一最高中文研究單位，故其師者角色與學術地位皆具有測溫與指南之作用，其中年輩最高、德望最顯、著作較豐者，當數洪天賜教授為第一人。是此，本文嘗試從學人事蹟與師承淵源為切入點，探討洪教授的學術歷程、治學特色與研究成果，及其於相關領域中所取得的新見創獲與開拓的學術空間，君子謙謙，厚德載道，亦為馬來西亞漢學界的新世代研究者提供一個可資借鑒、學習的學人典範。
19. 蔡佩琪：王潤華教授古典文論研究述論
（馬來西亞 新山寬柔中學）
在中華國學與西方漢學的相遇與撞激之歷程中，學貫中西的研究者往往能夠瀚泳其間，游刃有餘，而王潤華教授古典文論研究正是可作參考借鑒之範例。王潤華古典文論研究的兩個亮點，即是司空圖詩學與王維詩學，其具體的標誌性成果乃1989年台灣東大版《司空圖新論》與2009年香港大學版《王維詩學》。雖然兩部著作相隔廿年，但皆引起中西學界極大的關注與迴響。長期以來，王潤華善於結合發揮自身的學術優勢，斟酌古今，著眼於獨特的研究視野，勇於嘗試、創新與突破，在中西學界的相關領域中皆佔有一席之地，凡此不僅首開風氣之先，亦為後學樹立師法榜樣。本文擬就王潤華的學術背景與師承淵源，探討其於古典文論研究中所扮演的先鋒者角色，尤於比較文學研究與跨學科方法領域中所建構的理論體系，及其所萌發的新觀點與新成果，以期展現相關論題中的學術史意義，更藉以彰顯區域（馬來西亞、新加坡）漢學研究者綻放的學術光芒。
20. 陳凱倫：《資治通鑑》與《讀通鑑論》對“安史之亂”的歷史評價
（馬來西亞 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碩士）
“安史之亂”作爲一件讓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重大歷史事件，歷代官私史籍皆有相關記載，惟歷來史家褒貶不一，古今學者亦有不同評價。本文重點不僅僅在於從史料的角度對“安史之亂”加以分析，並進一步以北宋、明末清初史學家本位的問題為考察之立足點，具體辨析司馬光《資治通鑑》和王夫之《讀通鑑論》中對“安史之亂”的相關論述，並深入對比兩种不同時代背景與政治環境下的史著，對於“安史之亂”史料的甄選與其編撰的動機。
21. 陳敬儒：陳壽“天命觀”與《三國志》史學“正統觀”研究
（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中國史學中的“正統”觀念，對王朝政權合法性與中國史學發展兩方面，均產生深遠的影響。《三國志》所展現的正統觀念，後世謂陳壽或“尊魏貶蜀”、或“尊蜀貶魏”，乃至於謂之“多所迴護”，足見歷來爭議不一。然此諸論斷不僅未嘗立足於陳壽的學術淵源，亦未深入結合其特殊的政治身份與立場，是故其考證蓋有偏失之嫌。因鑒於此，本文嘗試立足於陳壽的經、史學術背景，首先具體辨析其“天命觀”的形成淵源，進而從其表現形式之差異，結合陳壽由“蜀臣”而至“晉臣”的史家本位和立場轉變，探討這些關鍵因素如何影響陳壽對魏、蜀、吳三國興亡的歷史所作之重建、敘述、評論和褒貶，冀以釐清其正統觀念在西晉史學之嬗變脈絡中，所具有的獨特意義與內涵。
22. 黃漢源：曾鞏家學與早年師友對其史學思想之影響
（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李震《曾鞏年譜》對曾鞏生平分作四個時期，即三十九歲嘉祐二年登第以前（1019-1057）、進士及第至熙寧元年（1068）、熙寧二年至元豐三年（1069-1080）、元豐三年至元豐六年（1083）。本文所指的“早年”，即上述登第前的事蹟時段。曾鞏登第前的主要活動，乃於家中勤修研讀，師承淵源較為清晰，故可從中窺探其治學心態與學術理念之源頭，以及建構史學思想之關鍵因素。本文據此為切入點，借鑒以父祖前輩（曾致堯、曾易占等人）為核心的曾氏家學，結合曾鞏早年言行事蹟為主軸的個人志向，辨析彼等如何引導曾鞏偏好梳理史部典籍，及對曾鞏史論觀點之形成所產生的影響。縱觀曾鞏於嘉祐二年之前的師友交遊，主要為李靖、歐陽修、王安石三人，前二者皆名重一時，為當時後學所宗，曾鞏亦屢以書信請益問學，尤於史學啟迪最有創穫；後者則為曾鞏與之平輩交遊，早年所重者於慶曆三年，曾鞏與之通過書信頻密交流，終使其所思漸得梳理，於曾鞏史學構成上存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通過探討這些構成因素，將可釐清其影響之脈絡，從而能確立曾鞏的史學思想淵源。
